短篇小说首奖《虞公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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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侦探小说的壳让纯文学更好看

徐则臣

著有《北上》《耶路撒冷》等，曾获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老舍文学奖等。

短篇小说首奖《虞公山》

用侦探小说的壳让纯文学更好看

“要从一个鬼魂说起。”《虞公山》的开头，是派出所的仝所长接到离奇的报案。

徐则臣获郁奖短篇小说首奖的《虞公山》，是“鹤顶侦探”系列中的一篇。

在长篇小说《北上》（曾获第十届茅奖、第十五届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）中，徐则臣写清朝末年的意大利人小波罗，沿大运河北上一路到北京，见证了运河两岸从义和团到日军侵华半个世纪的历史。同时也写到小波罗的后代以及当代的运河生活，古老与新生交织一起。小说已改编为同名电视剧，由赵冬苓编剧、姚晓峰导演，白鹿等主演。

近年，徐则臣继续写大运河的故事。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短篇小说除了《虞公山》，《船越走越慢》《丁字路口》《宋骑鹅和他的女人》等作品都脍炙人口。故事都发生在运河畔的鹤顶小镇，都以派出所所长“仝所”的视角展开侦探性质的情节，所以命名为“鹤顶侦探”系列。

《虞公山》开头以鬼魂托梦，引出了一个盗墓案件。案情水落石出，盗墓者是两个中学生，盗墓原因，与其中一个学生的父亲、一本家谱有关。通过一对父子，小说写出了当代运河人家的精神世界，并试图写运河人家的历史、当下和未来。

以下是专访徐则臣的对话实录。

钱江晚报：您曾提到，“鹤顶侦探”系列的写作源自《北上》没有把故事讲完。当时觉得哪些内容没讲完？

徐则臣：为写作《北上》，我准备了很多资料。有些写进了小说，有些放不进去，还有些是在写完后又生发出来的一些新想法。总之，《北上》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，我就慢慢用“鹤顶侦探”这个系列的短篇小说来呈现出来。

其实，我在《北上》里就很想用侦探模式。因为我突然对侦探小说感兴趣，想把这个模式跟纯文学/严肃文学的创作结合起来，看看做出来会什么样。我觉得，文学还是应该有可读性，你想表达一个东西，尽可能在大家能接受的范围内表达出来，我觉得更好。

另外，这两年我一直在看《聊斋》、“三言二拍”，这些中国传统古典文学，希望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资源中得到一些滋养。

我在这个小说里的尝试，一是用侦探小说的外壳，引进类型小说的叙事模式；二是把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东西给引进来。目前我觉得交融得还可以。

钱江晚报：您曾说“一个故事要能解决我的一个问题”，《虞公山》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
徐：我一直有种强烈的“意义焦虑”，如果这个小说不能表达一个东西，我就缺少写作的动力。

《虞公山》里，我最初感兴趣的是小说里的主人公，那个缺席的父亲，因为这样的父亲好像挺多的。不管因为什么，这种人怀抱着某种世俗不能理解的理想主义，但也想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内心丰富、曲折又痛苦，让他最后变成了小说中的样子。这样的人如何去理解？这种人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两代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？这是我一直很感兴趣的话题，所以虚构了这样一对父子。

在小说中，儿子基本上能够理解他的父亲，这种和解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现在，两代人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对抗的、紧张的关系，但在这个小说里，儿子对缺席的父亲有一种温情和理解，我自己都觉得还挺感动的。

钱江晚报：听说您在酝酿新的长篇，“鹤顶侦探”系列与之后的写作有关吗？

徐则臣：的确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一直想写一个以侦探外壳为结构的长篇小说，但如果一上来就干一个大活，有可能干砸了，就用这些短篇小说（练手）。

另外，我觉得纯文学的写作，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瓶颈期，或者说饱和期。要推陈出新，寻找新的生长点，可能需要引入一些异质性的文学样式、表达方式，来刺激它、启发它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既然我们的文学要表达中国人的生活，要写好中国故事，那么它一定有很多跟传统文学、古典叙事之间有密切的联系，也许未必非常适合当下的表达，但可以进行改造、转换。

所以这些年，我个人的阅读、写作，包括个人的兴趣，逐渐地往回走。并不是说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是好的，而是希望得到启发，找到有用的东西来改造。这些小说的写作，就是尝试和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