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工作、没有男朋友，甚至连可约的好朋友都没有，当然更不敢和家里人倾诉……2023年2月21日，刚刚创业失败的95后女生蛋挞坐在西安市某家饮品店里喝奶茶，这是她假装上班的第一天。

尽管已过了风寒料峭的时节，但她却觉得这座城市依旧给人凛冽的感觉。此时，妈妈给她打了一通电话，蛋挞毫不犹豫地按了“拒绝接听”，“这样会让妈妈觉得我是在忙工作。”

当妈妈改为用发信息的形式，问她正在做什么、方不方便通电话时，蛋挞内心先是一阵局促不安，犹豫再三后，还是挤出了“开会”二字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蛋挞的父母家住距离西安市几百公里之外的陕西省的一座小城里。因为不能时常见面，通电话、打视频，就成了她和父母日常交流、“见面”的方式。

尽管无需精确到“几时从家出发，几刻进家门”，但假装还在上班的这出戏也并不好演，“最担心的就是我妈通过一些蛛丝马迹，比如微信步数、蚂蚁森林能量等，发现我没上班。因此，我每天至少要走6000步。”

如今，与蛋挞相似的、有过假装上班经历的年轻人，越来越多。在小红书上搜索“假装上班”，与之相关的超2万篇笔记中，博主或是盘踞在咖啡馆的犄角旮旯，或是在图书馆泡一整天，再或者是在自习室、饮品店消磨时光。

图/“假装上班”相关搜索信息，来源/小红书 燃次元截图

假装上班的年轻人背后，首先是裁员潮刮向了大中厂；其次则是小微企业在前两年的生存困境，让包括蛋挞在内的不少年轻创业者受到了影响。

而生活环境在无形中带来的压力，也是年轻人假装上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。

“被裁后，公司连N+1的赔偿都没有给我，原本心情就很沮丧，真的经不起父母进一步的‘语重心长’了。”在家待业的Sarah告诉燃次元，上一次“gap”时父母的训斥还在耳畔回响，这也是让自己在此次被裁后萌生假装上班想法的最直接原因。

与Sarah不能理解父母的这种“关心”不同，曾在创业与打工之间“gap”两个月，并在此期间假装上班的飒飒表示，“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观念差异很大，生在较为艰苦环境中的父母，对于生存有一种天然的危机感，因此，他们对职场的间隔期更容易没有安全感，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事实上，假装上班的年轻人之所以会“隐瞒”父母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在本就焦虑的情况下，给自己徒增烦恼。但另一方面，或许更多的还是不想让父母为自己担心。

而这些年轻人，在假装上班的同时，也并未躺平，找工作、读研究生、甚至在正式工作与打零工期间还考下了驾照……

日均两场面试

蛋挞在创业失败后，曾经历了1个月时间的假装上班。今年3月底，在入职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后，蛋挞长舒了一口气，“那根背负在身上很久的重担，总算卸了下来。”

回首此前“裸辞-创业-创业失败-假装上班”的过程，蛋挞现在仍觉得心有余悸。

2022年7月，生性自由的蛋挞，从朝九晚五的工作单位辞职后，和朋友创业开了一家摄影自拍馆。蛋挞介绍，自拍馆会负责提供服化道，消费者带着手机去店里取景拍摄就可以，计费方式则是计时消费。

彼时，蛋挞和朋友都已经工作了4年，两个人的存款加起来有二十多万元。作为启动资金，这笔钱支撑了两个人前两个月的店面房租、公寓房租，以及一次性的装修费用和设备购置费用等。

谈到创业初期的时光，蛋挞回忆道，“大部分时间是快乐的。我和合伙人设计了自拍馆的装修风格，看到竣工时的样子，很有成就感。”

然而，好景不长。自拍馆营业不久，疫情就反复侵袭西安，摄影馆营业的时间也变得断断续续，并最终没能撑过农历新年。

创业失败本就让蛋挞颇受打击，而妈妈态度的变化，更是让她极其无奈。

“创业之初，我妈妈不断鼓励我，告诉我‘创业是一种历练’。但当我告诉她，创业失败，钱打了水漂之后，妈妈的态度就变了。”蛋挞表示，虽然自己很能理解妈妈的那份心急，但还是很难接受她那种表达方式，“那种背负着重壳的感觉，很窒息。”

终于，在今年2月底，觉得喘不过气的蛋挞，演起了“假装上班”的戏码。

2月21日，假装上班第一天的蛋挞，一大早就给妈妈发了一条信息，“我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新媒体公司上班。”之后，蛋挞便和之前在媒体公司上班一样，9点半出门，晚上7点以后再进家门。

不过，假装上班的蛋挞，并没有闲着。

第一天，蛋挞就给自己约了两场媒体公司的面试，上、下午各一场。两场面试之间，蛋挞在饮品店喝奶茶、嚼面包的同时，还在招聘网站上疯狂搜索新的面试机会，并给接下来的两日排满了面试，“不是在面试，就是在面试的路上，为的就是不让自己那么焦虑。”

在接下来的几周里，为了不让自己假装上班的行为穿帮。每天出门在外，蛋挞除了关心自己的步数，还得随时注意上班生物钟，“我妈问我吃饭没，或者下班没时，我都要先看表确认一下时间。此外，当妈妈打电话问我最近工作是否顺利时，我一般都会用 ‘还在适应阶段’搪塞过去。”

图/“假装上班”的网友彼此交流，来源/小红书 燃次元截图

每晚“下班”回到家后，蛋挞还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自己的“假装上班”日记。当情绪接近崩溃，和亲朋好友沟通失败时，蛋挞觉得陌生人之间的交流，没有“被期望”和“被比较”的压力，反而会让她觉得更加轻松。

在社交平台，蛋挞还会安慰比自己状态更糟的女孩子，“安慰的过程，在治愈对方的同时，感觉也治愈了自己。”

就这样，在“上班、下班”“适应”“面试”与“更新日记”的日子里，过了大半个月的蛋挞，终于等到了一家心仪新媒体公司的offer。

当3月底入职，蛋挞以饱满的状态从容地迈进公司时，她知道这次假装上班的选择，是对的。

“毕竟是个善意的谎言，并无大碍。被家人强行往前推，和自己积极地向前走，这两种动力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对于部分人来说，在过渡期假装上班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，更快调整自我，并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进入新的工作。”蛋挞表示。

不过，蛋挞也直言，尽管妈妈说的有些话，确实“很难听”，但却也是真正的“逆耳忠言”。

“她说我社交能力差、毫无主动社交意识这一点，确实没错。所以，除了同学，我的确没什么新朋友，也不容易找到对象。” 蛋挞表示，为了挑战自己，最近，除了逐步适应工作，也在尝试和新舍友一起做饭、出游，跨出主动社交的第一步，努力去寻求社交新突破。

兼职、面试，还考了驾照

和蛋挞因创业失败被迫假装上班不同，2021年上半年，刚刚从一段疲惫的创业经历中脱身的90后女生飒飒，主动选择用假装上班的方式，“gap”两个月，“我就是想让神经发条拧得松一点，工作衔接得不要这么紧。”

2019年年中，在新媒体公司工作了几年的飒飒，选择“下海”当起了自媒体创始人，“当时每天早上醒来，我满脑子就是‘自己需要养活近十个人’，想到自己运营的媒体号虽然获得了融资，但仍有着非常大的经营压力，我的脸上就开始爆痘，内分泌也明显失调。”

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，飒飒觉得自己实在是力不从心，便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工商变更，彻底退出了公司。

“我爸其实是知道我不打算继续创业的想法的，但他并不清楚我退出的时间点。因此，在2021年1月和2月，我已经从公司抽身时，并没有告诉他们，只是说我还在处理公司的一些收尾工作。到了3月，找到新工作后，才和他们说已经换了工作单位。”

尽管自我调整的2个月，飒飒并没有被父母看出破绽，但因为和父母同住在上海，假装上班，对她而言则成了一件极其需要谨小慎微的事，“每周一至周五，我都会抽两天去咖啡馆，呆上大半天再回家，就是为了让退休在家的爸爸，觉得我在处理公务。”

“因为媒体大多是不坐班的，所以我去咖啡馆也不必朝九晚五，这么一来，也就没有‘演’得太辛苦。”飒飒幽默地表示。

只不过，虽然是计划放松2个月，但“gap”期间，飒飒还是把事情安排得满满当当，“前两个星期，我主要是在咖啡馆看书，给自己充充电。大约半个月后，我就开始每日投简历、做兼职。兼职工作内容主要是与网红艺人的经纪业务相关，这也是我本人比较感兴趣的。”

除此之外，在这难得的“不上班”的时间里，飒飒还考了驾照，“两个月时间，我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去驾校上两个半天的课，科目一到科目四都是一次通过的。拿到驾照我父母自然是知道的，在他们眼中，只要我没有脱离工作状态就可以。”

“之所以没把两份工作之间的过渡期告诉父母，主要是因为如果告诉了他们，自己的情绪就会在他们的焦虑情绪中陷入内耗，这反而不利于我放松自己。”飒飒直言。

但与此同时，飒飒也表示，“我比较能理解父母对于待业状态的焦虑心理，这与他们从小生长的环境，息息相关。”

“我父母是在六十年代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长大的，小时候常常会面临食不果腹的窘境。他们那一代人，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。即便我们家当下生活小康，在城市中有房有车，我爸也拿着稳定的退休金，但他的那种不松弛感，或许是骨子里的。当这种危机感投射在我身上时，或许就是不希望我失业。”飒飒表示。

“但我内心非常清楚，短期休整对我而言，是一件磨刀不误砍柴工的事。”飒飒告诉燃次元，自己有一定的存款，在休整期间也在做兼职，“而休整期也是很重要的思考期，会让自己想清楚下一阶段做什么。”

而在经过了2个月的调整、几家公司的面试后，飒飒最终选择了上海一所高校的行政岗，“毕业后的5年时间，我把自己逼得太紧了。这份工作，节奏相对舒缓，可以用于过渡。”

在高校工作期间，飒飒又考了基金从业资格证。近日，离开高校的飒飒重回媒体成为了金融编辑兼主笔。

“当代年轻人与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可能比较大，或是因为生长环境，或是因为教育背景，求同存异，我们知道自身的目标与追求就好。”飒飒如是说道。

边兼职边读研

“去年12月底，我们公司大裁员。很多部门被‘血洗’，我们部门算是幸运的，一半员工被裁，只是我比较不幸，成为了被裁人员之一。”

90后女生Sarah告诉燃次元，被裁之前，自己在一家互联网中厂做企业公关，“被裁之后，我和老公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告诉父母。因为我俩在北京租房，怕父母知道我被裁，担心经济压力太大，最终选择了隐瞒。”

Sarah透露，选择不告诉爸妈的另一个原因，则是“有心理阴影”。“6年前，我从彼时的公司离职。但当时，我已经拿到了一家公司的offer，而且还有另一家公司的面试结果在等待中，我就想对比看看哪家更好。可即便如此，还是被父母‘嫌弃’了。”

Sarah回忆，因为当时没有确定是否接受第一家公司的offer，所以自己有大半个月的时间用来休息，便回了趟老家。“在这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本想通过看书、追剧来放松，没想到伴随的是妈妈的训斥，‘年轻人，每天怎么能如此懒懒散散’。”

不仅如此，妈妈还觉得Sarah在职场心思太过活络，“‘不足一年就跳槽，不求稳，不踏实’都是彼时妈妈的口头禅。”Sarah直言，尽管自己一再告诉妈妈，离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因为那家公司，领导对下属的态度很恶劣，半年时间同部门就有3、4位同事先后离职。但她妈妈完全无法接受她的说法，并表示，为什么不能在单位“再忍一忍”。

“也是那段经历，让我知道，自己和长辈看待工作的想法大相径庭。他们的初心肯定是关心，只是这种关心让我不太舒服。”Sarah表示，之后，自己便不再和妈妈详细地沟通工作情况，或者说只报喜不报忧。

因此，去年被裁后的Sarah，为了避开父母的苦口婆心，开始假装上班。“我和爸妈通电话的频率并不高，大概一周一次，所以假装上班对我来说并不难。继续做当下的工作就可以，他们也不会对工作问得太详细。”

不过，当妈妈问起Sarah每日的作息细节时，她还是谨慎地编造了每天的通勤情况，“我还是每天骑着小电动去上班，晚上7点40多到家。通电话的话，8点以后比较方便。”

和飒飒、蛋挞一样，Sarah的待业期也很忙，甚至是更忙。

首先是去年4月，Sarah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高校的在职研究生，“9月开学后，我每周末都需要上课。不过因为当时正赶上疫情的尾巴，不需要参加线下教学，周末过得相对轻松。”

但到了本学期，大学校园都已经恢复开放，Sarah每周末也必须去学校上课，“7点多起床，朝九晚五的课表，包括了专业课、英语课、科研规范课等。除了上课，还有课后作业要完成。”Sarah直言，“新学期的课后作业也比第一学期多，每周大约都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来完成作业。我经常想，如果不是被裁，或许我也会主动选择离职。”

而除了忙碌的课业安排，Sarah还在给原单位做兼职。“说是给原单位做，但又不完全一样。因为我曾经的工作已经交给了外包公司。原单位省了一大笔定薪，但对原来的员工肯定不太友好，不过对于我而言，倒并非坏事。毕竟没有了KPI，也不需要坐班、打卡。”

如今，Sarah虽然拿不到曾经15000元的月薪，但6000-7000元、按件计费的兼职收入，也已经令她颇为满意了。

*文中飒飒、Sarah、蛋挞为化名。